[19]因为如果还在出让期内，土地使用者仍享有财产权利。

那么，究竟该如何适用法律呢？笔者认为，只要土地上有房屋，就应当适用房屋征收条例。同时，考虑到一事不二罚原则，其也应和后续的无偿收回区别开来。

对于后者的性质，1997年国家土地管理局《认定意见》作了区别对待，将《土地管理法》第37条的收回界定为行政处理决定，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6条的收回界定为行政处罚决定。收回的形式可能是作出土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行政处理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违反法定条款导致行政机关运用征收权、处罚权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收回土地的，本质上是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28]，是公法上之收回问题，适用土地管理法、行政处罚法，应当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按照学界对比例原则的经典阐释，即使是行政制裁，也应当符合适当性、相当性、必要性（亦称最小损害性）等三个标准。[34]如此一来，农民和市民、城市和农村两对范畴和土地权利性质和归属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

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赋予被收回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作者简介】 湛中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陆军部长拉伊特。

因此，坚持实事求是，一定要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有机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把推动公民宪法权利的扩大、促进及其实现并合理规限国家（官僚机构）权力的进步力量称为宪政派，把反对和阻挠公民宪法权利的扩大、促进及其实现并主张强化国家统治权力的保守力量称为反宪派（也即反宪政派）。但利用马克思19世纪在流亡法国英国时期所说的话来给21世纪中国的改革实践划框框，却明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邓小平指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但反对君主立宪制，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反对一切形式的共和立宪制？正如汪亭友自己说讲的，在主张君主立宪制的立宪派和主张共和立宪制的共和派之间，马克思是肯定共和派的。

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以宪政建设与宪法共识作为根本保障。……（毛泽东）又说：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反弱小民族的第一名魁首，已经是张伯伦了。

用这一尺度来衡量，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谓的立宪派、宪政派、共和派、民主派一般都属于宪政派，但其进步程度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譬如，中华民国创建共和之后，立宪派张勋复辟，就是一场反共和民主宪政的丑剧。只有红党挺身而出组织了以工人为主的抵抗委员会，构筑街垒，试图以武力保卫立法国民议会。党的十八大以后，全党现在正开展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别看毛泽东批英法、批张伯伦的调子那么高，其实他也有难言之隐，他同时也敬佩像路易·乔治那样的英国政治家。

可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民主的立宪（宪政）共和国就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形式(马克思认为共和制国家即立宪共和国)，这种民主共和制的立宪（宪政）共和国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唯一能够采用的政治形式，立宪（宪政）共和国既是一种国家形式，也是一种政体，其内容本质在于谁是统治阶级。农民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78]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毛主席曾指出：欧美式的宪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的宪政，所谓的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16]，这些论述是把欧美国家的宪政等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共和国。

此话是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演讲中说的话。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了新政府，也即国防政府。

选择哪一种未来中国的命运，既取决于中国的政治精英的道德勇气与政治智慧，也取决于执政党党员与共和国公民的政治理性与社会责任】。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这句话果真是马克思有意把立宪共和国和红色共和国相区分和对立起来的吗？还是让我们再细细研读一下马克思整段的原话吧： 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

1869年12月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还嘲讽一位希望回到君主立宪时代的法国国王的奴仆，他说：我今天未能弄到高尚的路易—拿破仑的训词，倒是得到了忠实的普雷沃—帕拉多耳的甜蜜期望，他想象他又回到了路易—菲力浦时期，并且从今天起一个宪政千年王国降临了。[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指斥顽固派连资产阶级宪政都不想要，只想要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可见，资产阶级宪政与法西斯主义有很大不同，在资产阶级宪政下，人民还有自由民主，但不够充分、普遍、真实，因为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尖锐，民权状况并不理想】。……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指民主的立宪共和国——作者注）武器并在革命的（指民主的立宪共和国——作者注）基地上同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指民主的立宪共和国——作者注）机构。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是历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唯一一个攻读过马克思主义专业博士学位的领导人，倡导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反宪派肢解歪曲马克思思想来为反宪政逆流背书的不地道行径早有察觉，自然不会赞同反宪派对于社会主义宪政派的肆意攻击。

毋庸置疑的是，作为反对麦迪逊宪政派的民主派杰弗逊，与反对立宪派的共和派孙中山、宋教仁等人，都是主张人民立宪的坚定的民主共和主义的宪政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比他们所反对的保守主义的反民主的宪政派或保皇权的立宪派更为进步或激进的民主共和宪政派。[67] 实际上，资产阶级内部所形成的这个怯懦的资产阶级（也即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怯懦的反宪派）与一个具有自己革命历史的资产阶级（也即能超越狭隘的既得利益的忠诚于自己革命历史的宪政派或民主改良派）之间的斗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发生了深远影响。

[36]可见，在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那里，立宪共和国是野心对抗的妥协产物。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

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不过，今天的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不会跌进反宪派的陷阱，任由反宪派充当革命的温室的催化师。

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指出宪政运动即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而英国宪章运动就是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等宪法权利的民主运动，毋庸置疑是英国宪政运动的光辉篇章，汪亭友胡说英国宪章运动与宪政运动无关恰恰暴露出反宪派政治挂帅而无视历史事实】。当然，资本主义改良也存在其自身难以逾越的限度，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危机与治理困境依然存在。二、应把英美和德意相区别。1870年9月2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第二帝国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溃。

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红党认为，秩序党一旦把持立宪共和国，那么立宪共和国的前途将是白色君主国，只有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组成的红党掌握立宪共和国（即在选举中成为立宪共和国议会的多数党），立宪共和国才会是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民主宪政的红色共和国。

——作者题记 近来，以沉重忧虑的心情好心提醒我保持缄默的亲友多起来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不是从社会伦理领域去寻求改造世界的道德依据与空想蓝图，而是从科学规律与主体实践的现实运动中去获得改造世界的不竭动力。

在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推动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也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抗拒和阻挠。马克思也曾经指出：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毛泽东正是从共产国际指示出发，才讲了英法吃人宪政这句话。既然立宪共和国对于秩序党而言已经不那么好控制了，那么立宪共和国就必须死亡。进而还想以此话做为中国今日不能搞社会主义宪政的根据，那么不管他有多大本事，他也是干着一件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怎么还说别人缘木求鱼？ 我写的社会主义宪政问题，其目的是为党的全面改革贡献自己的一点意见，具体原因则是某些报刊陆续刊载了一些反对宪政，批判社会主义宪政的文章。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48]。

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热爱共和国，即爱宪政。

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指资产阶级宪政】。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可见，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斗争的基础上由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的。